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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器械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来源: 中国新闻网     时间: 2020年05月27日 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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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脉】

    健康是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健康的观念也在与时俱进。重视健康、追求健康已成为人生幸福的指标之一,健康文化孕育而生。我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多次提到“文化”一词,将健康文化建设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健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协调人与自然和疾病斗争为核心,在防治疾病、维护和增进健康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成果与物质成果的总和。广义的健康文化包括所有的精神和物质成果,泛指从古至今一切涉及健康的文化概念。而狭义的健康文化,主要指通过面对疾病、寿命等健康问题上所取得的广泛的经验和共识,以及含有这些经验共识内容的多种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

    当前,健康文化建设存在缺乏强力宣传平台、缺乏普遍物质基础、缺乏合理产业发展等问题。健康文化建设不能一蹴而就,要实现全民健康,需要从国家、社会、个人等多个方面一起行动,形成全民注重健康、追求健康、坚持健康的社会新气象。

    如何加强健康文化建设?笔者认为,首先要传承创新传统健康文化。传承是保持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恒久动力,但传统文化不是老古董,要在传承中实现创新,做到“扬弃继承、转化创新”,加强对传统健康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中医药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代表,是现代健康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加强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运用,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医药是我国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也是我国实现自主创新颇具潜力的领域,从介入非典治疗,获得“零感染、零死亡和零后遗症”的优异疗效,到防治甲流的中药组方“金花清感方”,再到航天医学中的心脏护理应用……每一项都是实现自主创新的典型范例,也说明深入挖掘探究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完全可以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同时,加强宣传传播,不断推进健康知识普及工作。《“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健康文化,移风易俗,培育良好的生活习惯。目前,民众对于健康文化存在认同度高、知晓率低的尴尬情况。一方面,普遍将其视为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对健康知识一知半解,很多健康谣言、“偏方”反复出现,内容低级,但仍有不少群众信以为真。现有的宣传主要集中在报纸、电视等传统渠道,在基层的现场宣教、授课等方面还较为不足,甚至流于形式。应加强健康知识宣传力度,拓宽传播渠道,扩大健康文化普及区域。采取群众看得见、听得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健康文化的科普宣传,推广和普及健康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知识,让群众了解健康理论、享受健康服务。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健康咨询等活动,大力推广适合我国国情和群众生活习俗的养生保健方法与技术,实现服务健康关口前移,提高全民健康素质,实现全民大健康构建新时代健康文化格局。

    此外,还要培育健康文化产业。健康文化建设不是无根木,政府起到牵引作用,民众作为最终受益者,中间需要健康文化产业的承接发展。《“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健康服务新业态,培育健康文化产业。目前,我国健康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比较滞后,相关产业的发育不良,会导致健康文化建设后天不足,难以茁壮成长。大力发展健康文化产业,一方面要在政策方面提供支撑,吸引社会资源倾斜,做大做强;另一方面要鼓励产业创新,提供多元化服务,全方位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当前,各地疗养产业大幅发展,各种疗养因子在疗养过程中的普遍应用,不断促进健康管理和慢病康复,疗养在健康管理中的作用逐步深入人心,加大疗养健康管理的发展,是促进健康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

    我们应立足服务“健康中国”建设,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传承创新传统健康文化,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培育健康文化、发展大健康产业,传播普及健康知识新理念、新方式,不断打造精品、汇聚精品、推广精品,打造更多的健康文化品牌。

    (作者:秦小明,系中国保健协会理事长)

    典型案例 郭某,中共党员,某市管国有企业总经理(正局级,由市国资委任命)。经查,郭某在2019年1月《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中,对以下内容未填报:(1)本人以房改成本价购买的公房一套,建筑面积48.06平方米,已取得优惠购房产权证;(2)郭某之女婿陈某名下市值60余万元的股票,相关炒股资金由郭某提供,关联银行卡长期由郭某持有,股票交易均由郭某实际控制;(3)郭某委托崔某进行的对外投资100万元,该笔资金全部来自郭某近两年收取下属及客户的礼金,崔某后将该款以自己名义对外借款生息(年息8%),郭某对此不知情。 处理意见 对郭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郭某未报告的房产面积较小,宜定性为漏报而非故意隐瞒不报,鉴于情节较轻,可不作为违纪行为处理;此外,因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上只要求填报本人、配偶以及共同生活的子女持有股票、基金、投资型保险的情况,并未延伸至子女的配偶以及本人的其他投资形态,故郭某未报告女婿名下的股票以及本人对外大额借款,虽有不妥,但均不宜认定为违纪行为。 第二种意见:郭某违背对党忠诚原则,隐瞒不报个人重大财产事项,应认定为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行为 (以下简称不按规定报告行为),构成违纪,且属情节较重,应当给予其相应的纪律处分。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领导干部向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是党中央从严管党治吏的一项重要举措。自1997年建立以来,报告制度历经四次修改,逐步深化细化和实化。2016年1月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已明确将不按规定报告行为列为违反组织纪律行为之一严加禁止。但在党纪党规面前,仍有个别人心存侥幸,顶风违纪,甚至采取种种掩人耳目的手段企图逃避查处,掩盖廉政问题。对于不按规定报告行为,应严格依据有关规定,遵循“应报尽报”“如实报告”原则,牢牢把握违纪构成要件,切实做到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结合案例具体辨析如下: 第一,关于报告主体。不按规定报告违纪行为的主体是特殊主体,根据2017年2月施行的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具体包括机关副处级及以上干部,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副处级(相当于副处级)及以上干部,以及央企领导班子及中层管理人员、省管国企领导班子成员三类。本案中,郭某为直辖市管理的国有企业总经理,系该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属于规定中明确应当报告的人员之一,在主体身份上完全符合不按规定报告行为的主体要件。 第二,关于报告事项范围。《规定》第三条、第四条分别规定了八类身份事项和六类财产事项,均与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为紧密关联,主要包括:本人的婚姻情况;本人持有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以及因私出国(境)情况;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的从业情况;本人的工资奖金、津补贴以及从事咨询等劳务所得情况;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为所有权人或者共有人的房产情况;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股票、基金、投资型保险等的情况;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情况等。实践中,瞒报漏报行为也比较容易集中在上述七个方面。本案中,郭某隐瞒不报其为所有权人的房产毫无疑问违反了《规定》。至于其不报女婿陈某名下的股票和委托崔某对外的借款投资,笔者认为,对财产归属的判定应以财产公示为基础并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按照“应报尽报”原则,凡属本人名下以及本人以他人名义持有的财产均应报告。综合本案证据,可认定涉案股票和对外借款均系郭某以他人名义持有和投资,实质应归郭某本人所有。根据《规定》精神及其中应报告“本人……投资”而非“以本人名义投资”的字面表述,郭某均应如实填报。郭某没有报告,客观上已侵犯了党和国家的组织工作管理制度,涉嫌构成违反组织纪律行为。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股票、基金、投资型保险之外的其他类型投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虽未明确列为报告事项,但根据《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股票、基金、投资型保险等的情况”这一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规定,笔者认为,其他类型投资亦应报告,具体可写入报告中“个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 第三,关于违纪情节轻重的认定。按照规定,不按规定报告行为,只有情节较重的才构成违纪。实践中,可从不按规定报告的事项种类、财产数额、发生的期间次数、造成的后果与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判断。一般而言,不报事项重要 (如不报告婚姻情况或因私出国情况)、财产金额较大 (如不报告房产一套以上或投资金额30万元以上)、多次隐瞒不报、在纪律集中整饬过程中不收敛不收手以及引发群众反映强烈的均属情节较重。具体认定时,可参照《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将其区分为漏报和瞒报两种行为,前者情节较轻,一般不予纪律处分,后者情节较重,应当给予诫勉直至纪律处分。需要注意的是,未报房产一套,不论面积多少,均属瞒报。本案中,郭某在党的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的情况下,没有正当理由拒不报告个人住房及本人股票及其他大额投资,欺瞒组织的主观故意明显,虽本人极力否认,但从其客观行为分析并综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仍可认定其具有违纪的主观故意。鉴于其违纪情节较重,且存在两种以上瞒报行为,应从重处理。依照2018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应当给予其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第四,关于对其他牵连违纪行为的处理。实践中,行为人不按规定报告的动机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出于“好面子”心理,更多的则是为了掩盖个人在遵纪守法、廉洁从业从政以及道德操守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案中,郭某瞒报委托崔某进行的对外投资,极有可能是为了掩盖其违规收取下属和客户的礼品礼金违纪行为甚至是更为严重的受贿犯罪。鉴于郭某违规收礼行为在先,随后实施的瞒报行为属于其为了逃避组织调查、掩盖违规收礼行为而实施的后续行为,两者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的牵连关系,并非两个彼此独立的行为,因此不宜分别定性。按照牵连违纪“择一处分较重的条款”定性处理的原则,鉴于违规收礼行为的最高量纪可至开除党籍,而瞒报行为仅为党内严重警告,笔者认为,对于郭某的上述行为可直接按照违规收礼行为定性处理,同时将其瞒报行为作为违纪情节予以表述,从而更好地实现罚当其过。 (作者单位:北京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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